曲余同道：“所以最近才会有人暗中向朝廷递交奏折，试图以公器私用，中饱私囊的罪名状告本官。这上下一起发力，本官就算是上书自辩，也很难自证清白。只要让皇上对本官起疑，他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陶东来听完这番解释，这才稍稍觉得因果关系理顺了一些。那杨嗣昌在刚过去的这个冬天出现了极为严重的指挥失误，但如今清军已经退兵，他想弥补自己的过错，也只能从其他方向发力。设法从民间筹集军费似乎是一个不错的出路，只要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大明长期面临的军费困境，那么指挥失误导致清军攻入国内的罪过也就不会被清算了。

大明以辽东军饷为由在国内增加赋税早就不是新鲜事了，自万历四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在辽东建立后金政权开始，大明就以每亩田地加派三厘五毫银为标准，向民间加征辽饷二百多万两。为期三年的加征，总共为大明国库筹得辽饷五百二十万两。

到了天启年间，加征税赋的范围从耕地扩大到了榷关、行盐及其他领域。崇祯四年时，又将辽饷标准进一步提高，但仍是入不敷出。仅山海关一地，每年的支出就高达四百万两白银。

这么多的银子，当然并不是全部都发到了前线将士手中，或是用作增加军备，修筑城防。各级官僚和将领，其实都会在经手辽饷的时候揩油。尽管朝廷也想了许多办法，如派出官员监督辽饷从征收到发放的整个过程，但终究环节太多，根本就堵不住辽饷从各种渠道大量流失出去。

支援辽东边关的辽饷，用于镇压农民军的剿饷，以及组建操练地方武装的练饷，这三饷加派的数额远远超出了正统的赋税，以至于很多地方的农户倾家荡产也无法缴清这些乱七八糟的苛捐杂税，最终失去土地沦为佃户、奴仆，甚至变成流民和匪徒。而与此同时，北方边防并未因为军费开支的增加就得到显著的加强，反而是在满清武装年复一年的攻击之下愈发变得脆弱不堪。那么多的银子收上来发下去，到底对加强边防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大概只有天知道。

大明朝堂上当然也不全都是糊涂蛋，这样无限制地向平民增加赋税的后果，他们并不是毫无察觉，由此引发的恶果正在逐年显现出来，而且正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但为了维护统治，军饷决不能停，朝廷又没办法将征收赋税的范围扩大到权贵阶层，只能从别的地方想办法增收。而最简单的办法，当然就是看当下国内哪里最为富庶，来钱速度最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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